(1)在南韓推動獨立/外部董事所看到的現象
韓國在前幾年文在寅政府開始大力整頓財閥，加上外國投資人、行動主義股東和國內的退休基金參與下，也推動了財閥的公司治理改革，接受與開始任命外部董事。
2017年11月，投票顧問機構Sustinvest的報告顯示，南韓大公司的外部董事一直為外界質疑是個橡皮圖章，因為他們對董事會議案的反對率極低。南韓第一與第二市場的882家公司裡，僅25家的獨立董事曾在去年的董事會議案上投過反對票，換算比例才2.8％。僅39家公司的外部董事，在董事會曾表達過贊成以外的意見，比如不同意、保留、棄權、修正及有條件同意，換算比例為4.4％。
其餘公司的外部董事在關鍵議案上，就像不經審查就批准的橡皮圖章，只照顧於大股東或管理階層的利益，而非小股東。
資料來源：https://en.yna.co.kr/view/AEN20171115002900320
2021年3月，分析上市公司企業報告的網站CEO Score統計，去年各集團所屬的277家子公司的董事會共投票表決了6716件議案。其中有99.5％的議案是無異議通過。另外佔0.5％的33件為外部董事反對或棄權。
特別是：現代汽車、浦項鋼鐵、GS與現代重工集團子公司的外部董事，均同意每件投票案。在三星子公司，有3件議案遭到外部董事的反對意見。SK有2件；LG有1件；樂天有2件；韓華有3件。
外部董事是1998年韓國商法所規定的強制事項，目的是提升公司治理透明度。不過事實上，許多外部董事是由高階經理人及控制家族成員親自挑選的。他們常常是教授或退休官員，並非真正擅長於經濟或該公司所屬產業。許多外部董事都具公家機關背景。某些是法官或檢察官，當公司發生法律問題時他們可以立刻上手。Mono Research在2020年所做的研究顯示，南韓公司外部董事以退休官員最多(39％)，其次是教授(33％)。
2020年南韓政府限制了外部董事服務時間：單一公司最高為6年，包括關係企業的話，最多9年。目的是預防他們與管理階層或業主建立長期關係。不過，由於限制年數的問題，很難找得到具適合經驗與專業的外部董事。
資料來源：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1/03/28/business/industry/board/20210328180100513.html
2022年6月，南韓出現外部董事短缺問題，因為許多人辭職、加入總統尹錫悅內閣或投入地方選舉。根據南韓商法(Commercial Act)，一般上市公司董事會至少要有四分之一為外部董事，而資產在2兆韓元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大多數的席次必須是外部董事（至少3席）。
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Service指出，南韓外部董事人才庫比其他國家小，大多是由教授、律師以及政府官員組成，要找到熟悉公司事務的專家很困難。
資料來源：https://m.koreatimes.co.kr/pages/329230.html?gosh
(2)在日本推動獨立/外部董事所看到的現象
日本與南韓因為歷史發展等因素，是排外的企業文化，因此外部董事的比例非常低，甚至沒有。日本在安倍經濟學推動公司治理改革後，要改變這個現象以強健日本公司體質。
在2014年Japan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的統計，日本東京證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約38％的董事會全由內部人組成，比起10年前68％降低不少。
資料來源：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japan-corporate-governance-idUKL4N0VY15X20150224
東京證交所要求所有第一部與第二部(First and Second section)的上市公司必須要設立至少一席獨立董事（外部董事），但這只是西方國家的基本門檻而已，雖不具罰則，但須在年報上說明原因。而企業界依據規範任命外部董事，是不情願的，並且先前不少公司早就有外部董事制度，但仍發生重大治理醜聞或績效不佳。
問題關鍵是：外部董事是否有資格可檢視公司管理階層的內線交易，因為他們可能是由公司管理階層支持、由大股東選任的。此外，他們還不只要能在做錯事時制衡，還要能使公司更具競爭力及獲利，極大化公司價值。
日本公司傾向任命前高階經理人、前政府官員、學者、法務專家與會計師來當外部董事。退休中央官員，對他們來說是最主要的對象。某些報告說，上百位外部董事職務，都是由退休官員擔任，他們某些人還服務不只一間公司。因此當時日本有些人認為，政府官員熟稔主管事業的事宜，可對檢視公司的管理工作。但是期望透過退休官員來監督這些上市公司，反而可能會損及新規範實施的意義—如果找他們來的目的只是看中他們厚實的政商關係，那將會危及新規範的目的。
Japan News在2023年10月1日報導指出，壓力過大、資訊不足的日本外部董事，是無法監督公司管理階層。
在日本主要市場的上市公司，現在有超過90％已達到三分之一以上的要求。雖然形式上已有進步，但很難說已有效實現了預期的效益。比如：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 Corp.)暴露了涉及產品品質數據的舞弊事件，該公司的外部董事中有前外交部副部長以及前檢察長。瑞穗金融集團(Mizuho Financial Group, Inc.)在其13席董事裡儘管有6位外部董事(包括了數家大公司的前總裁)，還是無法預防一連串嚴重的系統失靈。
這證實了，只是找知名人士來當外部董事，是不足以強化監控與監督的。
根據一間私人銀行的調查，超過20％的外部董事同時至少為3家公司服務。這可能是因為許多公司都急於任命外部董事以達成守則要求。但對外部董事而言，當同時兼任多家公司董事時，很難監督並提供建議。據傳，某些董事都毫無疑問地同意公司政策。
有時候，他們也發現難以提供意見，因為不知道公司業務運作的細節。
若沒有一個系統定期提供正確的管理資訊給外部董事，那麼董事將無法發揮作用。此外，對他們而言，若同時服務多家公司，就更難以達成其職責。
為強化多元性及帶動討論，需要提高女性董事的數量。然而，同時服務多家公司的女性外部董事比例，據說遠超過男性外部董事。這可能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可用，原因是公司在任命女性擔任高階主管職位上有所延遲。因此需要為女性強化公司管理階層中的人力資源發展。
資料來源：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editorial/yomiuri-editorial/20231001-1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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