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bes India在2024年 9月2日刊載了這一篇由Alexander Gelfand所寫的“ Big investors say they use ESG to reduce risk (but mostly focus on the E and G)“。
你或許知道ESG代表的是「環境、社會與治理」。但對大多數機構投資人而言，縮寫或許應該改為GCS—治理、氣候與社會。
這是史丹佛商學研究所（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GSB）的研究人員David Larcker、Amit Seru與2003年MBA畢業生Brian Tayan，在最近的調查中幾個驚人的發現之一，該調查是由MSCI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所協助執行的。
這三位研究人員先前調查了個別投資人如何看待ESG的優先性。這次研究人員探討了大型機構投資人，例如資產管理公司、退休基金與保險公司在做投資決策時，如何思考ESG要素。在47位受訪者裡，大多數都位在北美與歐洲。近一半受訪者所管理的資產超過2,500億美元。
會計學名譽教授、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Initiative共同主任及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傑出訪問學者Larcker說：「這些不是小規模的投資公司，他們有大量的資金。」
雖然比起北美的受訪者，歐洲受訪者有近三倍之多需要在ESG的規範下運作，但是在大西洋兩岸的投資人間有一些驚人的共識，同時也存在某些有趣的差異。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在其投資決策流程裡，ESG標準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多數投資人主要將ESG視為一種降低投資組合波動性和風險的方法—特別是尾部風險（tail risk）—即發生率極低，但是一旦遇到該災難事件，可能會嚴重影響公司績效的可能性。
Larcker說：「若你有50或100家公司的投資組合，其中有幾家公司的價值歸零，實際上就會影響回報。因此身為一位投資組合經理人，你希望排除這樣的事情，或至少意識到，你必須從這些公司獲得巨大回報，以補償你所承受的潛在風險。」
相對地，不到一半受訪者視ESG為產出超額回報的工具—歐洲人某種程度會比美國人更傾向認為ESG是創造超額收益的工具。
然而歐洲與北美的投資人在其投資決策中，對於評估E、S、G相對的重要性上高度一致。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將治理因素視為最重要，而環境因素則居次，但是幾乎沒有提及社會因素。對社會因素中唯一的例外是資料安全與隱私，歐洲投資人特別重視這些問題。
較短的優先事項清單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Initiative的研究員Tayan說：「最令人驚訝的發現是，在ESG架構裡的社會因素幾乎崩潰。ESG其無所不包的屬性正在瓦解，而投資人正退回到一份能推動獲利的較短概念清單上。過去受矚目的社會問題，像工作場所的多元性和內部薪酬平等，都被視為次於治理與環境，其排名甚至低於數據安全這類常見的因素。」
金融系教授、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Initiative 的共同主任及胡佛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Seru表示贊同。他說：「總而言之，這顯示著投資人正退回較傳統的股東價值創造的概念，較少依賴已然成為體現ESG的利害關係人概念。ESG未來可能會與過去相當不同，投資人會關心一或兩個可能真正影響到股價和經營結果的主要風險驅動因素。」
Larcker解釋說：結果是，特別是治理品質，已經成為那些希望被機構投資人廣泛持有的公司的基本要求。他說：「如果你表現真的不佳，那就完了。」
當提到E的部分時，受訪者最在意的是氣候：78％的人在做投資決策時，明確考慮最重要的環境因素是氣候變遷或碳排放；大多數表示，他們正在分析與其投資相關的排放、將資金投入再生能源和轉型技術，以及量化氣候相關風險的潛在財務影響。但僅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會注意其他環境問題，例如污染或包裝廢棄物。
氣候變遷與碳排放是ESG因素中整體排名最高的因素，其次是一系列治理問題，比如董事會結構、所有權結構，以及董事會多元性。然而，投資人似乎認為治理與氣候相關因素會在不同的時間範圍內發揮作用，有超過75％認為，治理問題最可能會在未來的24個月影響投資績效，而超過90％認為，氣候問題最可能會在未來二至五年產生影響。
Larcker說：「他們的意思是，『我們瞭解這些治理事宜，如果治理狀況不理想，預期會在未來兩年內顯現出來』。」而另一方面，氣候變遷像是看著一個沸水鍋，雖然慢，但如果預測正確，則結果會是毀滅性的。
衡量相對風險
受訪者也認為環境、社會與治理風險，並不會均等地反應在資產價格上。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治理因素，例如董事會監督和財務報導品質已經反應在價格中，而超過四分之三認為氣候風險也會。但不到一半認為社會風險，例如供應鏈的勞動實務，會反應在資產定價上。或許因為社會風險更難以衡量，而且不容易整合入投資人做決策時所依賴的量化分析上。Larcker說：「社會問題非常重要，但是非常難以界定。」
如果某種特殊的ESG風險已經反應到資產價格上，那麼資產所有人與經理人，就不太可能比其他市場從業者獲得更高的風險調整後收益，除非他們有更優異的ESG指標，提供競爭者所缺乏的資訊。
然而，他們仍然可以使用ESG因素來避免一些回報低風險高的公司。這就是大型機構投資人似乎在做的事：雖然受訪者不可能投資有堅強ESG屬性但財務不佳的公司，但他們更可能會把ESG不佳的公司排除出去。Seru說：「縱使很多公司已經揭露這方面的大量資訊，但公司仍然面臨揭露更多資訊的壓力，以便投資人更好掌握這些風險，特別是氣候變遷。」
投資人也偏好以相對於同業的ESG績效來評估公司，而不是在無關產業的絕對基礎上去評估。例如，像煤炭或菸草這些「不利產業」的公司，若是積極管理其相關風險因素則可以取得ESG高分，受訪者對這個看法呈現紛歧，但大多數都認為，即使在「有利產業」的公司，若管理方式消極，則可能獲得不佳的ESG分數。
這種傾向相對主義的做法是有意義的；若大型機構投資人採用絕對標準，他們的投資組合就必須排除市場的一大部分。但若採用相對主義的方式，他們就能簡單地排除出最糟糕的違規者。Larcker說：「要是採用絕對的方式，等於放棄整個產業。大多數基金不想這麼做。」
整體來看，該調查提供了一個很少見的機會，讓人們了解全球最大型的機構投資人如何思考ESG。史丹佛商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希望與其他業界伙伴合作，例如像MSCI，這是一間由史丹佛商學研究所校友，1983年MBA畢業的Henry Fernandez所領導的投資研究機構，讓我們更瞭解大型資產所有人和經理人如何做投資決策。
Larcker說：「缺乏大公司的支持是很難做這樣的調查。」他稱讚MSCI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能提供寶貴的知識與聯繫，並協助將調查問題轉化為受訪者能懂的語言。「我認為這是研究應該走路線：奠基於像MSCI這樣專業機構的運作與經驗，以及日常處理ESG工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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