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是由Lauren Croft所寫，2023年10月4日刊載於Lawyers Weekly的"Legal implications of greenwashing and the rise of sustainability"。對於ESG或永續，我們發現從法律責任切入，可以讓輪廓更為清楚，這一篇就是談澳洲的執法、訴訟，對公司與董事的法律責任，後面還有對律師一些建議。相對於公關式、作秀式的言論與活動，這些看來是更接地氣+實打實的。以下分享一些內容。
隨ESG問題在法律市場獲得更多注意、氣候危機加劇，漂綠也會因永續需求上升而越來越普遍。為了因應這一點，律師不僅在向客戶作建議時需優先考慮漂綠的風險，還要推動公司與政府負起責任。
雖然目前在澳洲對漂綠還沒有專法，但公司法、ASIC Act 及Australian Consumer Law都包含有禁止誤導或欺騙行為的內容，要是公司提出虛假或誤導的永續聲明，就會有違反這些法規的風險。
在最近幾年ESG日盛之下，投資人與消費者偏好環境友善的商品、且相關投資在也成長，這並不令人意外，但此成長也造成與刺激了漂綠的增加。
2023年三月，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做了一次調查，發現受調查公司的主張中有57％可能會涉有漂綠嫌疑，比如提出模糊或不清楚的環境主張、未對這些主張提出足夠的證據，以及在制定目標後卻沒有如何達成的清楚計畫。
Gilbert + Tobin的合夥人Ilona Millar與Jeremy Jose說，過去三年間，「漂綠無疑已成為商業律師詞彙的一部份。」
Clayton Utz的合夥人Kirsten Webb說，雖然法律禁止虛偽或誤導主張，但漂綠的增加意味：ACCC與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SIC)會採取更多監理行動，這就凸顯了漂綠是現在澳洲執法的優先事項。
Millar與Jose說，目前為止，監理行動與「策略性訴訟」傾向針對特定的大型能源公司與金融服務機構，高度關注他們關於「淨零」與「碳中和」的聲明，還有永續相關投資審視之運用。
「一個例子是，ASIC第一次公布的漂綠執法行動，是對能源公司Tlou Energy Limited在ASX提出、關於天然氣發電排放密度(等事宜)的聲明，而ASIC第一件針對漂綠的法庭訴訟，是針對Mercer Superannuation的聲明—內容是其退休基金投資選項的某些永續性質與特徵。」
「Australasian Centre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對Santos Ltd的聯邦法院訴訟還在進行中，該公司被控，在2040年以前達成範疇1與範疇2溫室氣體排放的策略，存在誤導與詐欺的行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自2021年8月以來，澳洲在漂綠的策略性訴訟上第一起案例，我們預期外界對判決結果會有很高的興趣。」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間，ASIC對漂綠已進行了35次介入行動。
監理機關最近開始對Active Super展開法律程序：該基金被控有漂綠行為，因為他們先前聲稱已取消了對環境與社區風險過大的投資，比如菸草製造、油砂及賭博。ASIC在最近幾個月大舉抑制漂綠，二月時就首次對漂綠提起法庭訴訟，三月時還警告他們會有更多動作，最近對Vanguard、Energy Australia提出了訴訟。
在三月底，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ACCC)控告Etihad Airways在2022年足球賽時做的廣告有漂綠之嫌，在五月時，Future Super因為在臉書貼文引發疑慮而收到ASIC的侵權通知。
2021年，Volkswagen則因排放造假醜聞，被處以1.25億美元的罰款。Bullock說，不只是監理機關會要公司對漂綠負起責任，投資人與消費者也會。Volkswagen另外因消費者集體訴訟，還向駕駛人支付了1.2億美元的賠償金。
「我們也看到投資人要公司為氣候轉型主張負責。比如，股東倡議與研究組織 Australasian Centre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CCR)控告Santos，因為這間能源巨擘在其乾淨能源與淨零主張上，有誤導或詐欺的行為。」
當監理對漂綠的彈壓持續下，就法律意義來看，公司與董事都有可能面對到Corporations Act、ASIC Act與Australian Consumer Law規範的法律責任。
Millar與Jose說，ACCC與ASIC都有權向法院請求，針對有誤導或詐欺行為施以處罰或其他法律制裁，違反Australian Consumer Law者的罰款最近提高到5000萬美元，或在違反期間該公司調整後營業額的30％。
「除了ACCC、ASIC與其他單位的監理行動風險以外，公司還可能會面對到NGO的策略性訴訟風險，尤其是過去兩年間澳洲海內外對漂綠特別有興趣的組織。」
Bullock說，有漂綠行為的組織，可能會面對到「龐大的負面結果，包括大量的罰款、侵權處罰、失去消費者及投資人信任、名譽損失、撤資、抵制、集體訴訟以及監理行動。」
她還說，「有些公司因監理行動和公眾審查日盛，而對於提出綠色主張緊張不已。因此出現了『綠色噤聲』(Greenhushing)：因對此有疑慮，故不再提供消費者及投資人相關環境資訊。....聲明期待的是企業有真正的意願、提出合理的理真誠地追求能達成目標的策略。也期待企業透過以可信的短中長其目標為基礎，對淨零承諾提出最新的進展，特別是，能揭露當前的阻礙。若不能做到這些期待的話，就會讓公司及董事有漂綠的法律責任風險。」
Millar與Jose說，綠色噤聲是違逆了在澳洲與海外出現的浪潮—要求透明的永續相關揭露。
ACCC先前宣布，「未來執法和遵循的優先事項，是關於環境主張與永續性的消費者與公平交易問題，而ASIC明確宣示，支持ISSB的成立，以建立高品質的基本氣候和永續揭露標準。」
因此，律師已呼籲要使用他們的法律技能來回應氣候危機—透過瞭解所有最新的變革、與其客戶真正對話，並致力於支持社區。
Millar與Jose說，「在氣候影響擴大的時代，組織正面對著壓力，要提出更有企圖心的減碳承諾，而在ASX 200公司裡，已有60％設有淨零目標。不過與此同時，關於淨零承諾的漂綠已是監理機關和策略訴訟人的關鍵焦點。重要的是，像淨零目標之類的前瞻性聲明，特別會有漂綠風險，因為若提出此聲明者沒有合理的理由，就會被法律視為誤導性的未來陳述。」
「對每個協助客戶準備公開資料的律師而言，漂綠風險應該是最重要的問題。律師要追蹤的不僅是這方面的法律和關鍵訴訟結果，還有監理機關提出的良好實務作法—比如ACCC對於環境與永續主張的企業指引草案，並致力於協助客戶提出：準確、易於理解、可驗證及有證據支持的環境與永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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