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執行長薪酬急速增長：自1978 年以來高階經理人薪酬如何飆升超過1000％
Forbes 在2024年12 月27 日報導，根據無黨派智庫經濟政策研究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稱，從1978至2023年，美國大公司執行長的薪酬令人訝異地增長1085％，同時一般勞工的收入僅成長24％。
1978年，執行長年收入將近187萬美元，到去年激增至2221萬美元。對比之下，私部門勞工的變動則遠遠溫和得多：：在這近50年間，他們的年收入從5.7萬美元成長到僅7.1萬美元。這些數字已按通膨經過仔細調整，使得這項比較更為顯眼。
2023年，執行長所得是勞工平均薪資的290倍，較1965年顯著增加，當時他們的薪酬不過是一般員工的21倍。
EPI報告稱：「執行長的收入更高是因為其對公司董事會的影響力，而非其對公司的技能或貢獻。最近幾十年執行長薪酬高得離譜加劇了不平等，因為它可能拉高了其他高收入者的薪酬—收入集中於最高層，而留給一般勞工的收入更少。」
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
執行長薪酬在過去數十年大幅上揚可以追溯至1990年代貌似無害的稅收政策轉變。這個改變意在抑制高階經理人超額的薪水，不慎打開了更為誘人的薪酬包裹，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司薪酬結構。
在回應外界日益擔憂高階經理人薪水過高的問題，美國立法者對於這些薪酬支付的稅務減免實施上限。然而，這項立意良好的措施卻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這樣做並未抑制執行長薪酬，卻促使公司探索其他的薪酬形式。
公司開始高度依賴股票選擇權以及其他以股票為基礎的獎酬，如此就不受相同的稅務限制。此種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轉向，不僅規避了薪酬上限，同時也讓高階經理人薪酬更緊密地對齊公司績效—至少理論上是如此。意想不到的結果是執行長薪酬迅速上升，因為股市上漲放大了這些新的薪酬包裹之價值，遠超過勞工平均薪資成長的幅度。
的確，雖然執行長的主要目標通常是提高股東價值，但股票績效和高階經理人薪酬之間的關係要複雜得多，而且經常會與個人功勞和公司具體成就脫節。
執行長薪酬並不一定與個人生產力或公司績效的改善掛鉤。它反而大多受到市場更廣泛趨勢的影響。當股市整體上漲時，執行長薪酬往往會全面揚升，不管個別公司的具體績效如何。此現象暗示很多執行長受益於整體市場動能，而非其自身的策略決策或領導技能。
因此，當公司績效與同業相比不過是平均值或甚至低於平均水準，執行長可能會收到豐厚獎酬。這種脫節引發外界質疑當前高階主管薪酬模式的公平性與有效性，特別是考慮到執行長與勞工平均工資的差距不斷擴大。
該研究間接表明高階經理人薪酬持續上漲不是因為其技能或對公司生產力的貢獻創造價值的結果。反倒似乎是執行長利用其職位的影響力決定自己的薪酬規模。
報告說：「執行長薪酬看來並沒有反映高階經理人生產力的提高，而是反映他們能夠取得公司董事會讓步的能力—這要歸功於失能的美國公司治理體系。」
EPI挑戰這種觀念：大公司的執行長擁有超凡的能力，理應獲得遠超過其他最高收入者的報酬。EPI認為，這些高階經理人技能並非深不可測，與其他高成就的專業人士相比顯出異常地卓越與超凡，以至於他們的收入能位列最高所得階層的0.1％，並高過絕大多數人。
如何把執行長薪酬拉回來
執行長薪酬目前正從股票選擇權轉向股票獎勵，可能讓高階經理人薪酬更緊密地與公司長期績效契合。然而，光是這個轉變或許不足以解決執行長和員工薪酬之間日益升高的不平等，從而促使呼籲進行更全面的政策改革以遏止高階經理人的超額薪酬。
近幾年來，執行長薪酬包裹的組成有顯著轉變。雖然股票相關成分持續在總薪酬中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這些以股權為基礎的獎酬本質已發生演變。2006年，在已實現的執行長薪酬中，股票選擇權佔股票相關薪酬的比例超過70％。根據EPI資料透露，到了2023年，此數字已急遽下降至只有22％，其他已經生效的股票獎酬則佔78％。
這個朝向股票獎勵的轉變被視為是正面的一步，因為可能鼓勵執行長專注於長期公司績效，而非短期股價操縱。
儘管有這些轉變，很多人仍主張需要更全面性措施來解決高階經理人和員工薪酬之間不斷擴大的落差。欠缺額外的防衛機制，美國會有風險成為「贏者全拿」的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公司頂層。
介入政策的提議包括恢復高收入者較高的所得稅率、使用稅收政策來阻撓執行長的超額薪酬、強化股東投票對高階經理人薪酬的約束力以及採用反壟斷措施來限制大公司的市場力量。
(2)歐洲高階主管薪酬計畫逐漸連結到ESG目標
Personnel Today 在2024年 12月 16日報導，韋萊韜悅(WTW)的一項全球研究顯示，該區公司現在正制定符合其經營目標之更穩健的標的。
這間提供諮詢、經紀與解決方案的公司也發現，納入碳/溫室氣體(GHG)減排的指標仍高，某些包含範疇3排放—那些非由組織自身產生卻要間接負責。
今年的資料指出，近乎所有(94%)接受調查的歐洲公司在其高階經理人薪酬配套方案內包含一項或多項ESG指標，其中88％將其納入短期激勵(STI)。長期激勵計畫(LTI)內的該數字是64％，較2023年增加7個百分點。
全球來看，超過(81%)的企業會納入至少一項ESG措施，顯示較去年溫和上揚。超過四分之三(77％)在其短期激勵計畫內使用ESG指標，同時將近三成(29%)在長期激勵計畫內使用這些指標。
在歐洲，ESG的社會面向仍最普遍(89%)，其次是環境面向(85%)。整體來看，最常見的ESG指標是人力資本，歐洲有85％使用，而全世界有76％使用。
在激勵計畫中包含碳/溫室氣體排放措施的公司，近四成(37%)納入了範疇3排放。
WTW盡職治理(stewardship)與永續發展、高階主管薪酬和董事會諮詢的總監Hannah Summers說：「儘管範疇3排放數據、目標設定與影響方面有存在挑戰，看到公司將範疇3納入其碳/溫室氣體減排激勵指標的現象令人鼓舞，促進必要的關注―什麼總是全球排放公司所做出的最實質貢獻。」
她相信市場壓力正迫使公司表達與行業最重要的ESG面向。
Summers說：「至於對經營策略與長期價值創造重要的激勵計畫在選擇ESG指標時，這可能是一個有幫助的練習，並且也能夠根據這些指標，完善地定義和設定目標。」
WTW的研究也包括500家美國公司、60家加拿大公司及193家亞太區公司，研究顯示北美和亞太區高階主管薪酬計畫中使用ESG指標有小變化，北美是77％、亞太是74％。
在北美，短期激勵仍是使用ESG的主要重點，比例為75％，同時僅10％會考慮使用長期激勵指標。在亞太區，長期激勵計畫使用ESG指標略增為30％。
Summers補充道：「隨著高階主管薪酬計畫內使用ESG措施趨於平穩，我們預期投資人與董事會關注對其經營最重要的ESG指標以及這些指標的品質，確保它們透明、客觀、可衡量，並且獲得完善方法支持以進行目標設定。」
資料來源：https://www.personneltoday.com/hr/executive-pay-plans-in-europe-increasingly-linked-to-esg-goals/
(3)美國最頂尖的高階經理人在2020年宣布「薪酬縮減」，但整體卻賺得更多
這是在2024年12月26日ABC news刊載的報導：Top US executives announced 'pay cuts' in 2020, earned more overall。可一窺現在美國、澳洲公司薪酬狀況。
墨爾本大學、雪梨大學、新南威爾斯大學的研究員檢視了2019至2020年間執行長薪酬後發現：他們的薪酬在打著減薪的幌子下有某些轉變。
研究者之一的雪梨大學副教授Danika Wright說，她是在封城時期就注意這個問題。
該研究顯示：某些老闆真的會減少總薪酬，而公司若高階主管權力大、公司治理孱弱的話，通常會重新架構其薪酬包裹，以確保執行長總收入沒有縮減。
這份在The Re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Studies上公布的報告，並沒有具體指出哪些公司或領導人，他們發現，高階經理人通常會有權決定其自身的薪酬，並且能改變薪酬包裹及福利的組成部分。
領導本研究的墨爾本大學Attila Balogh說，他選擇審視美國而非澳洲的公司報告，原因是美國的揭露法規比較嚴格。Balogh說，美國公司必須詳細揭露執行長薪酬並受到規管。即使如此還是頗模糊，但是澳洲的揭露可是更不嚴謹。
根據該研究，在 S&P 1,500指數的執行長之中，有353位在2020年縮減了薪酬。平均縮減幅度是16.7萬美元。
但本薪是有別於其他形式的支付。
在2019年，在公司年報中列為其他支付的薪酬，佔執行長總薪酬的2.8％。但到2020年，比例倍增了。
「其他支付」的例子包括遞延薪酬、退休金支付、限制型股票的股利支付、公司資產使用（比如私人飛機、在家上班的費用）。
Balogh說，「其他支付」中最令人震驚的一項就是：股利。
高階經理人通常會為其公司制定目標，若達成目標，常會以公司股票作長期獎勵。這些股票也通常會支付股利。
「有一家公司是在執行長尚未持有其股票前，就已經發放股利了。」他說。有一家公司是在執行長尚未持有其股票時，就已經支付將近35萬美元的股利了。而ASX的上市公司也有類似趨勢。
Rachel Waterhouse是Australian Shareholders' Association 的執行長，他承認公司報告不一致且複雜，掩蓋了支付背後的理由。
「所有薪酬要素有統一且透明的揭露，包括在『其他支付』裡列舉的項目，會強化審查並建立高階經理人薪酬結構之信心。」
CGLytics針對了2020年澳洲高階經理人薪酬的分析發現：61％的ASX 300公司說，在2020年三月至八月間有縮減其董事或執行長的薪酬。
在這些公司裡，有54家有揭露薪酬縮減比例、35家有縮減執行長本薪、17家有縮減本薪與現金獎金，2家只縮減現金獎金。
但是該分析發現：執行長薪酬縮減，對高階經理人薪酬整體而言，影響甚微—佔總薪酬僅2％。
研究者說，「其他支付」的增加主要發生在：「執行長影響力大、機構投資人監控弱」的公司。
Balogh說，某些董事會與執行長之間「不夠獨立」，或者對監控薪酬不夠警覺。
他說，「我們也在觀察所有權結構—如果有大量股東且可以影響決策—但若是股東人數眾多，則執行長就可能會不受監控。」
會真正縮減執行長薪酬的公司，有比較強的董事會的治理與監督。
(4)WTW研究發現，美國公司在強化其在高階經理人薪酬計畫內處理ESG指標的方式
WTW的年度研究顯示，儘管最近對公司多元、平等與包容(DEI)措施有所反彈，但其指標仍相對穩定。
在美國，超過四分之三的S&P 500公司(77%)在其今年的委託投票說明書中說，至少會納入一項ESG指標進高階經理人激勵計畫。雖然這與前一年無異，但是較四年前的52％大幅增加。同樣的，在短期激勵(STI)和長期激勵(LTI)內使用ESG措施的公司，仍然未變，分別是75％與9％。
人力資本指標仍是最受歡迎的領域，S&P 500中有72％、全球有73％公司會使用。在美國方面，57％會在高階經理人薪酬計畫內使用DEI指標，包括26家公司是今年才使用的。然而，有29家公司取消了ESG指標，另外有6家公司計畫要在今年內取消DEI指標。
WTW的工作與獎酬資深總監Kenneth Kuk說，「在反對公司DEI措施下，雖然DEI措施的普遍性可能會持續下降，但是還是有公司可以禁得起詳細審查，因為這些公司提出了動人的案例說明—為何DEI會有助於推動企業成果，並且為利害關係人保住長期永續價值。我們要小心的是，在高階經理人激勵計畫內狹隘的ESG指標脈絡裡討論人力資本與DEI，但是這可是有很廣的企業影響力。」
WTW的研究也發現，在S&P 500公司裡，ESG與非財務指標比起財務指標，可能會多支付10％給高階經理人。這或許驗證了投資人的擔心—目標設定的嚴謹度並不如ESG指標般健全，特別是當措施是質性與能夠斟酌時。
這次WTW的調查包含歐洲八大指數的311家公司、以及亞太區七大市場的193家公司。該研究審視了500家公司，包括在S&P 500、加拿大TSX 60、歐洲八大指數(含FTSE 100)上市的公司；另外還有亞太區前七大市場的最大公司。
(5)到1月6日中午，FTSE 100公司執行長在2025年就可以賺超過勞工平均年薪
The Guardian在2025年 1月 6日報導了英國最大公司執行長和員工薪酬之間的差距又擴大了：根據針對執行長及其員工不平等的最新衡量，富時100(FTSE 100)公司執行長在2025年在第一個週一中午，就可以賺得比勞工一整年的平均年薪還多。
根據倡議團體高薪中心(High Pay Centre)，富時100公司執行長的薪酬中位數是422萬英鎊，是全職勞工中位數37,430英鎊的113倍。代表英國執行長如果在新年假期以後開始工作的話，可以在29個小時以內（或週一上午11:30）就超過其員工的年薪。
今年執行長比過去會更快一些達成此里程碑，去年是第三個工作日的下午1時才達到。
根據公司所揭露的數字，勞工的薪資比去年有增快一些。執行長薪酬揚升2.5％，而勞工是7％。不過，執行長薪酬可是創紀錄水準。
此年度研究旨在突顯執行長和其員工之間巨大的薪酬不平等，這個落差在最近幾十年越來越大，引發工會和某些政治人物呼籲要採取行動。
工會聯盟(Trades Union Congress，TUC)的秘書長Paul Nowak說：「每位勞動者在產出英國財富上都發揮一定功能。但當有上百萬低薪勞工仍感覺到生活成本危機之影響時，公司最高層卻拿到超出其比例的薪酬。」
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的Pascal Soriot多年來一直是富時100執行長薪酬最好的。儘管股東反對，但他在2024年還是收到1870萬英鎊的薪酬。資料公司RelX的執行長Erik Engstrom、噴射引擎製造商勞斯萊斯(Rolls-Royce)的執行長Tufan Erginbilgiç都獲得1360萬英鎊的薪酬。
薪酬中位數相當於1,298.46英鎊的時薪、或每分鐘將近22英鎊。高薪中心推算富時公司執行長週工時大約62.5小時。
某些觀察者主張，執行長可以獲得巨大獎金，公司需要支付很高的薪資以確保最佳人才。在2023年，倫敦證交所(London Stock Exchange)負責人主張，英國公司應該支付更多給執行長，才能趕上美國競爭者。
工會主張，升高的薪酬應該分給勞工。TUC表示，有望看到工黨政府的就業權法增強薪酬協商權及工作安全，還有推動更多人成為工會會員。然而，企業團體強力遊說反對此法，他們主張如此會逼他們提高價格。
高薪中心的總監Luke Hildyard說，財務上的不對等激化了政治分歧，而讓員工進入董事會，會有助於縮短員工和執行長之間的落差。
他說，「經濟讓極少數菁英致富、卻犧牲廣大社會的這個感覺，低估了民粹主義憤怒及支持極端主義政治之因素。政策制定者若未能解決此不平等，對未來就埋下了一些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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