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2023年9月5日的Business Times報導，探討了目前新加坡、甚至亞洲股東不易提出氣候相關訴訟的原因，這個趨勢及未來發展值得注意，因為跳脫ESG、永續的公關傾向，而進入董事責任的治理深水區。
Nanyang Business School的一份報告說，新加坡股東發現，難以對未適當處理氣候相關風險的董事提訴。這是因為新加坡法院一般不願介入企業決定，縱使法律明述了董事要以公司最佳利益行事，包括要考慮氣候風險。而法院不願介入意味：環境保護主要是國會及內閣的職權範圍。
報告說：「在氣候變遷要對董事責任私人執行(private enforcement)，在學理上、在實務上都有難度。」
結果，關於股東因未考量到公司行動所引發的氣候風險，而把董事告上法院這件事，在新加坡是完全沒有任何紀錄的。
該報告也指出，董事有義務要以公司最佳利益行事，這是他們受託義務的一部分，而且根據公司法，董事負有注意、具備技能與勤勉的義務。有鑑於氣候相關風險對公司有重大影響，董事依新加坡法律會被要求需考量這些風險。
然而，該報告指出，對於構成公司最佳利益的內容為何？新加坡法規並未明述。
Shook Lin & Bok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Joseph Tay說，若其損害屬非財務性的、或對環境及社會大眾有負面影響，不滿的股東恐怕很難能依法成功提起訴送。這是因為從傳統觀點看，不滿的股東必須提出：該董事對公司造成了直接的財務損害，才能成功提出訴訟。
新加坡大學商學院的公司治理專家麥潤田教授指出，就算違規情事明顯，但對董事責任作公/私兩面執行的案例很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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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無法就氣候相關問題對公司董事提訴，不只在新加坡。報告還觀察了亞太區有四個地方：印度、印尼、香港與澳洲。澳洲是唯一有股東提出氣候變遷與環境訴訟紀錄的地方。
不過報告說，亞太區（不含澳洲）的國內法並沒有提供股東提訴的機制。
除了法律面以外，報告還指出：股東在提出此類訴訟時可能會面對到的挑戰，因為他們必須證明此涉及財務利益。
報告說，股東對其法律權利意識不足，而且公司對氣候相關風險之揭露透明度也不足，也是讓股東氣候變遷訴訟稀少的可能原因。
報告建議，政府應審視公司法內的董事責任範圍，並擴大股東訴訟範圍以納入環境損害。
「有鑑於要求公司為環境、氣候變遷相關影響負責的意識增加，縱使上述看到這麼多阻礙，股東也漸漸開始利用訴訟作為手段，要公司管理潛在責任的風險。」
Norton Rose Fulbright的合夥人及亞洲監理遵循和調查實務的負責人Wilson Ang補充說，董事應被賦予一定的裁量權，決定如何管理公司。
關於更集中且有效的方法，Ang建議法律可如此設計—公司要為氣候相關損害負責，而董事與高階經理人要為未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公司進行環境、人權盡職調查程序而負責。
不過麥教授警告，不要修法要求董事專責關注氣候相關問題，因為不是所有公司都會對氣候風險有重大影響。他建議，可採行英國類似的法律，讓董事責任也包含有社區和環境的影響。他還說，針對那些氣候問題最重要的公司，可透過更嚴格的各產業專法予以補強。
相對於訴訟，Tay 說，更有效的方法是對其他股東推動更強的環境問題意識，並集體行使其投票權，只任命致力於環境問題及永續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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